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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报刊产生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之关系

付饶

[摘要]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，那时的中文报刊多是传教士报刊，随19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侵略进入中国。其时，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，报刊自然成为了仁人志士向西方学习和寻找强国之路的工具。因此，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后，积极记录下了近代中国政治、经济的变革。本文就以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为切入点，勾勒其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关系。

关键词：近代报刊 社会转型 变革 近代化

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，那时的中文报刊多是传教士报刊，随19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侵略进入中国。这类报刊在传教之余，为列强说话，成为其对中国文化侵略的一部分，但也在另一方面，使中国的仁人志士有了看世界的窗口。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，王韬、郑观应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纷纷利用办报来抒发政治主张、寻找强国之路，成为第一批报人。因此，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后，积极记录下了近代中国政治、经济的变革。本文就以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为切入点，勾勒其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关系。

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报刊状况

作为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发明国，中国早已有印刷报刊的物质条件。但是由于统治者的思想禁锢，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，不具备发行报刊的社会条件。雍正六年（1728年），上谕“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，一概严禁，不准刊刻传播。”^[[1]]；到1810年，嘉庆皇帝降旨，禁止外人印刷书籍和设立传教机关，“为首者立斩”^[[2]]因此，19世纪初，创办中文报刊成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一种手段。1815年，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中文报刊《查世俗每月统纪传》，被考证为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。1833年，传教士在中国广东创办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》，被考证为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。^[[3]]外报所刊载的内容，除了传教的内容，还有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宣传文章，从而启蒙了中国知识分子，加速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国社会变革，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。如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》曾发表了一篇新闻：“英杰利之公会，甚推自主之理……不然，民人无力，百工废，而士农商工，末知尽力竭力矣。”^[[4]]1838年，该刊又发表题为《自主之理》的文章，对其进一步的阐释：“自主之理者，按例任意而行也……自帝君至于庶人，各品必凛遵国之律历，至于自主之理，与纵情自用迥分别矣……欲守此自主之理，大开言路，任意无碍，各与其意，各著其志。至于国政之法度，可以议论慷慨。若官员错了，或官行苛政，酷于猛虎，明然谏责，至申训诫敬，如此露皮漏肉，破衣露体，不可逞志妄行焉。”^[[5]]在西学知识的冲击与影响下，林则徐、魏源等人最先从“天朝上国”的梦幻中警醒过来，在他们的著作中，大量使用了外报提供的知识。林则徐到广东后，为了掌握“夷情”，以利于“制取准备之方”，便派人潜入澳门搜集外国人出版的外文报纸，聘用翻译人员，将有关鸦片贸易、西方各国对中国禁烟的态度以及其他方面的消息和评论译成中文，抄送给广东督抚衙门作为禁烟和备战的参考。这种随译随送的手抄译报，被人们称为“澳门新闻纸”。这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刊，但学界普遍认为它是中国近代报刊的鼻祖。

二 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和发展

据统计，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内，传教士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，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%。^[[6]]在外报的影响下，洋务派提出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主张，大量引进西方应用技术，办船政、办企业、造枪炮、翻译书籍，对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。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不但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、文化，更强调效法欧美的民主政治和国家制度，把封建自然经济演变为大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。他们提出的政治、经济纲领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外报西学宣传的启发。

第一批国人自办报纸出现在19世纪60至80年代，主要有《循环日报》、《昭文新报》、《羊城采新实录》、《汇报》、《新报》、《维新日报》、《广报》、《粤报》等几种。由于清政府的压制，洋报的排挤，加上缺乏办报经验，这些自办报纸不仅规模小，而且大部分维持时间很短。这些报纸中境遇较好、小有影响的都与租界洋人有关。这是因为恶劣的生存环境，使得国人办报不得不寻求租界庇护，以外国人的名义自办报纸。“这些名义上由外国人办、实际工作由中国人来承担的报刊，就是‘洋旗报’。”^[[7]]最早积极要求国人自办报刊的，是王韬、郑观应、容闳等人。他们和西方人有较多接触，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制度也比较理解。他们创办的报刊，为了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，积极介绍了不少政治、文化的改革主张，对西方的议会制、君主立宪制也颇加赞赏，从而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开展。到19世纪90年代，中国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达到了高潮，并形成了我国近代的第一次办报高潮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严复、谭嗣同等人陆续创办了《万国公报》、《中外纪闻》、《强学报》、《时务报》、《国闻报》、《湘报》、《湘学新报》等，以政论与译文为武器，积极宣传“变法图存”、“民权观”等维新思想，开创了近代中国政治家办报的先河。其中，梁启超担任主笔的《时务报》是维新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。梁启超在《时务报》创刊号发表的《论报馆有益于国事》一文中提到“规国之强弱，则于其通塞而已”，而“去塞求通，厥道非一，而报馆其导端也”^[[8]]。在他看来，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，其无耳目喉舌便是“废疾”，“而起天下之废疾者，则报馆之为也”^[8]。1896-1898年3年间，除了维新派报刊外，全国还出现了近60家报刊^[[9]]。